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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1923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是怎么表现的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5:32:07 阅读: 来源:调直机厂家

看看1923日本关东大地震 中国人是怎么表现的?

9月1日中午11:58(日本时间),正是家家户户午餐之时,大地突然剧烈地上下垂直抖动起来。5分钟内,强度为7.9级的三次强震持续爆发,以相模湾的伊豆大岛为中心,死神迅速笼罩了东京都、神奈川县、千叶县以及静冈县。

几乎在地震的瞬间,50%~80%的房屋立即坍塌。海岸边,有的地方瞬间下沉90~180米,如入无底深渊。岸边行驶的火车,连人带车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。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,最高竟达229米,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轰上了半空。被撕裂的大地,裂缝居然宽达4~5米,吞噬周边的一切。地震引发的海啸,浪高达到10米,浩浩荡荡,横扫一切。

这就是人类灾难史上著名的“关东大地震”,因其摧毁了日本最为精华的关东平原而得名。

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,中国政府迅速行动,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。

此时的中国政局,也如同日本一般,处在波动当中。这年6月份,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,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,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,依照法律规定,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,代理总理职务。

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(9月2日),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。9月3日,内阁召集会议,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,对于日本震灾,“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,不容袖手旁观,应由政府下令,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”。

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: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、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,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,并要求“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,与政府一致进行”,同时“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,及红十字会赴日”。

9月4日,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“广募捐款,尽数拨汇,藉资拯济,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”。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,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。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,进一步决定: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;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;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;邀请各慈善团体、红十字会及银行、新闻、商会、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。

代表“中国人民”表示慰问的,还有广州的孙文“大元帅”。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(即日后的裕仁天皇):“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,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,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。”同时,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、福田雅太郎、大仓喜八郎、藤村义郎、久京房之助、头山满、莹野长知、宫崎寅藏家属等,致信表示慰问。

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,也成立了“救灾同志会”,通电北京中央政府、南方孙文、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,号召“广为劝募”,赈济日灾。

负责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,他是甲午海战中“定远号”副管驾,与日本有深仇大恨,此时毅然发下仇怨,本着人道主义,调派军舰两艘,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。

讽刺?罕见的凝聚力

政府号召下,全国人民积极响应。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,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,上下一心、南北协力。

上海总商会决定,“购办面粉一万包,米三千包”,并垫付611万元,由顾馨一、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,虞洽卿办理报关。招商局则派出“新铭”号轮船免费运送。他们的效率非常高,在9月3日当天,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“新铭”号,就起锚驶往日本,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,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。

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、医务长牛惠霖,亲自率领“男女医士四人,救护员八人,书记会计各一人,女看护士四人,队役四人,现款二万元,药料等品十余大箱”,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。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。

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“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”,余叔岩、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,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。“上海伶界联合会”也在“新舞台”开展两天的义演,由何丰林、盛竹书、汪精卫、史量才、虞洽卿、叶楚伧、张季鸾等人赞助。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,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,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(唐伯虎)、刘墉(刘石庵,即“宰相刘罗锅”)、吴昌硕、李梅庵、钱季寅等名家精品。

上海县教育局、教育会发起成立“救济日灾会”,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“募捐队”,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,孩子们还“手执‘救命’、‘恤邻’等字样小旗,沿途演说,挨户劝捐,精神充足,言论切当,路人颇义之”。

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“来今雨轩”集会,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。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,派代表携带粮食、衣物、药品赶往日本。天津方面,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。天津红十字会、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,筹粮筹款,支援日本。广州、南京、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、物品和款项。

在段祺瑞的“救灾同志会”成立仪式上,倪嗣冲、周学熙、靳云鹏、曹锐、曹汝霖、张勋、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,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,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。此外,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,捐款5万元,3万元为赈济日人,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、留学生;两湖巡阅使吴佩孚、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;江苏省长韩国钧、直隶省长王承斌、松沪护军使何丰林、安徽省长吕调元、浙江督办卢永祥、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……

有学者统计了上海《申报》(9月12日至1月29日)、天津《大公报》(9月11日至12月25日)的鸣谢公告,及天津《大公报》(9月15日至12月30日)另行刊登的“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”的捐款实收公告,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。

图为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返国时与东京赤十字社人员合影

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,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,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。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,运载木炭、烟叶、菜子、鲜蛋等物,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。

中国积极援助日本,当时喜出望外的《大阪朝日新闻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感谢善邻之同情》的社论:“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,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,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,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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