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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日军占领后的广州民众泥巴粘剩谷淘洗后果腹

发布时间:2020-03-04 07:13:22 阅读: 来源:调直机厂家

广州难民在领大米。 敌机轰炸下的母与子。 沦陷后的广州尸横遍野。 沦陷后的广州物资紧缺,市民在抢购商品。

广州城永远不会忘记两个屈辱时刻:1937年8月31日,6架日机首袭,炮火在土地上肆意践踏,平民百姓逃难奔走;1938年10月21日凌晨,日军先头部队长驱直入广州城,从此,这座昔日商业繁荣的城市整整7年处于敌人的法西斯统治之下。

日军占领广州之后就开始烧杀抢掠。汉奸四处纵火,数十条街道被焚毁,繁华商业区顿成瓦砾场;城内商店被洗劫一空,省营民营工厂悉数被日军占据或劫迁,普通民房亦难逃厄运,连食品家具被褥都成为被抢对象……对于广州来说,这只是苦难的开始。

丧国之辱

见日军站岗要鞠躬 动作稍慢被扇巴掌

广州市沦陷后,全市商店关门停业,无法逃往内地避难的市民,个个都躲在家里,不敢外出。整个广州城,行人绝踪,形如鬼域。

白天,日军到处拍门搜索“花姑娘”强奸妇女。根据部分街道的资料,逢源西路有名70多岁的老妇人留守家中,敌军闯进,竟然将她按倒强奸,任她凄惨哭喊,敌人也不管不顾。光孝路有一名孕妇,遇到敌军数人尾随回家,其丈夫即遭到驱禁,孕妇被肆意轮奸。敌人临走时掷下军票数角,说给钱就不是强奸。日军看到想要的物件,随便拿走,市民稍有抵抗即被殴打枪击,事主对之,无可奈何。

更令人憎恨的是“广州市治安维持会”(日伪汉奸政权),为虎作伥,四处勒索。入夜,盗贼破门抢劫财物,大新(百货)公司、西堤二马路一带街道(即今文化公园地址)、黄沙、永汉北路(北京路)等地的房屋,均被火烧毁。

战争铁蹄下,何人能幸存?为生存,普通居民只能忍声吞气,硬着头皮外出“揾食”。见日军在市内各重要的交通路口,设有哨兵站岗,凡中国人路经哨岗时,均要面对日本兵立正鞠躬,否则就被枪杀或抓去折磨,结果往往九死一生。

80岁高龄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深刻记得,沦陷时期,哨兵站岗被日军以满布倒钩的铁马拦挡,只留下窄窄通道作关卡。市民首先要向鬼子鞠躬致敬,跟着要递上“良民证”,然后举起两手,让鬼子搜身检查。当时,黄天骥瞥见一个市民动作稍慢,便被鬼子一巴掌打翻在地,“亡国之民何其屈辱”。

蚀骨之饥

米价一日贵过一日 豇豆掺米充粥吃

饿,是沦陷期百姓生活的常态。农民弃田外逃,田园四处荒芜,粮食大量短缺。广州市民经常缺衣少食,饿死的路尸、弃婴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。日伪虽为装点门面在市内设立施粥点,但杯水车薪且稀粥如水,无济于事。

饥饿的回忆,化在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郑荣来的心酸文字里。他4岁那年,一家狼狈逃难至番禺的榄核镇,孩子们年幼无知,老是闹着要吃干米饭,可米价一天比一天贵,大人没办法,只好用豇豆掺米做粥糊弄着吃。让大人心急的是,不久粮店关了门,连高价米都买不着了,眼看就要没米下锅,父母愁得整天唉声叹气。

有一天,听说农村正在抢收稻子,许多难民都去拾稻穗,父母慌忙带着孩子们也跟着去了。来到一家大户人家的稻地,只见一大片水稻田里,地主雇用的一帮人在田里抢着捆扎稻子。农民们都蹲在四周的地上,等候稻子捆收完毕,田主把哨子一吹,拾稻穗的人就蜂拥而下,去捡水田里遗漏的稻穗。所有人都跟抢似的,眼明手快的就能捡得多,等捡到太阳快下山时,田主又吹起哨子,催大家把拾到的稻穗送到地头。

原来,所捡到的剩谷,大约十分之三要交给田主。郑荣来那时太小,下不了水田,就待在地头玩泥团,用它滚粘码头上撒落在地的谷粒,然后交大人用簸箕放水里淘洗出来。就这样,一家人去捡了七八天,每天十多斤,回来晒干碾成米,总算是救了急。

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,家里饥一顿饱一顿,几个月后母亲便病逝了。那时她才29岁,家里没钱也没药。战争下百姓妻离子散、国破家亡,又有几多人间冤屈。

学者研究

日军广州活体解剖

悄然杀害港粤人民

“那是活体,心脏仍在跳动,为了止血用钳子钳制血管。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,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。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。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成都白癜风医院浸泡、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、内脏标本很多。被解剖有50个以上。”

——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糟川良谷关于日军细菌战实地调查的访问记录

广州日报讯 (记者陈向军)1942年,日本发动侵华战争,日军在东北有臭名昭著的“731”部队,在广州也有一支“波字第8604”细菌部队。它以当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为本部,用粤港难民进行活人试验、活体解剖,开展细菌实验、进行细菌战,短短数年间悄无声息地杀害港粤人民。在广州,学者沙东迅从1994年就开始调查这段尘封罪恶,历时二十余年。近日《说吧》栏目对话沙东迅,由他的讲述揭开一系列历史秘闻。

百姓浮生

黄包车

“包租头”抽成 车夫卖苦力

谈到普通百姓在沦陷期间的工作生活,史料记载,少壮者有为敌人造泥工(土方),建筑防御工事或开辟及修理飞机场等,以谋生活。有产业在沦陷区者,多回来办业权登记或拍卖产业,以维持生活。

由于市内逃难频频,需要交通工具者众,据了解,从1938年10月沦陷起,直到1945年8月,这七年的时间,客运、货运的交通工具,几乎没有一辆机动车,全靠人力车运载。从事拉“黄包车”的工人群体越来越多,收费没有固定标准,按习惯计价,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。

当时经营和出租人力“黄包车”的,有福安、利昌、永平、厚兴、荣利等五间公司。这五间公司,均设在西湖路一带,最旺盛时期,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,由伪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——这个机构管理,凡从事拉“黄包车”的工人,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,才准接运乘客。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,由出租“黄包车”公司,介绍到人力车组合,填具申请表,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,经伪政府公用局批准后,才发给执照。

但是拉“黄包车”的工人,在领取驾驶执照时,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,大多数拉车工人,都是贫苦大众,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,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。因此,出现租赁“黄包车”的“包租头”,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,代觅商店盖章担保。凡经过“包租头”转租的车,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。车辆租用后,维修、保养等费用,均由承租工人负责。

从这笔经济账来看,沦陷时期“揾食”之艰,不可谓不艰难。于是,市面出现了木制“大板车”和“猪笼车”两种,不用领取驾驶执照,只要有力气就可以租来拉。

鸦片

开赌开烟荼毒百姓

1939年初,随着附近各乡相继沦陷,逃往各乡避难的市民,又陆续返回广州。敌伪双方皆宣称要繁荣广州、开赌开烟。

据史料,1938年汉奸占用了广州十三行华南银行地址成立福民堂,二楼用作办公厂,楼下用作工场,承办全省沦陷区鸦片烟膏专卖。1942年,鸦片烟毒至此蔓延渐广,不论贫富的老百姓或机关的公务员吸食者渐多,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,在工作时打瞌睡者日多。

百姓实在不忍,奔走呼吁,要求当局禁绝鸦片。汪伪政权假意承诺,成立广东禁烟局。但亲历者许耀震曾在1940年~1945年于汪伪政权的广东禁烟局任检查员,他撰写回忆录,大声抨击当时的黑历史:“实际无一不是与他们所宣扬的背道而驰,扩大鸦片的经营以中饱私囊。”

他说,当时禁烟局与戒烟药膏专卖所,他们销售的戒烟药膏,恰恰就是鸦片烟膏;发起所谓的“铲烟苗运动”,用大卡车数辆满载砍倒的罂粟,挂大幅横额写有“广东省禁长沙哪家整形医院好烟局铲烟苗队”巡游市内,耀武扬威。实际上,罂粟按时节确实要砍倒,而禁烟局不过是到乡下收割果实,收取烟土,干着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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